电视民工不止996

文 | 褐色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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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以翔的死亡揭开了综艺节目录制中明星嘉宾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冰山一角，那么，善于思考的人们肯定会进一步联想到作为综艺节目制作者的“电视民工”们肯定经历着比明星们更为夸张的高负荷工作。明星只需要到场录制，而制作人员需要经历整个项目过程。

行业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事实上，影视从业者尤其是综艺节目从业者的高强度劳动一直是业内隐而不彰的秘密，若是在项目的赶工期，每周80小时乃至10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司空见惯。在外人看来，从业者在制造娱乐的同时也能接触明星，享受普通人无条件触及的特权，而在从业者的心目中，他们因为热爱，因此毫不在意自己的亚健康、低收入和本该享受到的八小时工作制。令人羡慕的表征与高强度的工作实质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那么，为何综艺节目从业者甘愿承受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呢，笔者认为，长期的加班熬夜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感”，一种超越了感官快乐、建立在痛苦之上的“崇高体验”。这种颇具宗教苦修感的“崇高感”得以建立的前提便是劳动控制。

传统行业的劳动控制基于组织结构和经济激励，而传媒行业的劳动控制基于情怀和氛围，这种新型的劳动控制使得从业者在“新闻理想”的太阳下甘愿过着比996还要夸张的007的生活。在笔者曾实习工作的某公司中，这种情怀的鼓动首先来自对于公司的愿景的灌输。

比如，某X公司试图以自行制作节目完成业绩对赌的方式从国有电视台手中分一杯羹，其一个鼓励员工劳动的方式，便是说明自己公司的成立初衷是不满国有电视台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病。完成对于公司的成立基础的说明之后，进一步的，X公司极其喜欢标榜自身节目的原创性，构建起一整套的合法性论述，在极端的情况下，某公司曾经将一个节目换个名字、再对节目模式稍加改动就将其称为是原创新节目。

在这么一种叙述模式中，X公司使得员工的劳动加班有了创新、改革的崇高意义。然而，X公司的生产品依然是娱乐综艺节目，这与传统的新闻理想差之甚远。X公司的做法是将新闻理想降格为“逗笑人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消解其严肃性，使之为自身服务。因此，这种变态的加班劳动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变成一项崇高的事业。

当然，为了这项崇高事业能够进行下去，X公司规定正式员工入职体验若有心脏问题不得签署劳动合同。不过，这种由情怀和氛围所构成的幻象自然是敌不过与工资极其不匹配的劳动强度的因此，该公司招揽了大批实习生来充当廉价劳动力，在节目录制期，正式员工和实习生的比例可以达到1：1，且仅发放远低于该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微薄津贴。

这并不阻拦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主动进入血汗工作，学生所需要的实习经历、与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欢愉的价值远远高于身体健康与劳动的尊严。讽刺的是，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爆发工人运动次数最多的城市。

对于那些认识到这层幻象的人而言，这种新闻理想的降格实属迫于无奈。在资本全方面渗入娱乐业，甚至将娱乐业当作是提款机、现金奶牛的大背景下，娱乐至死是新闻传媒工作者唯一的归属。一方面光鲜亮丽的工作能够维持他们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参与一档人数众多、而工作时间又长的节目的制作尽可能的让他们在日渐疏离、原子化的社会中寻找到归属感。

尤其是在综艺节目被当作是明星在影视寒冬中维持曝光率和资本家赚取利润的稳妥途径之后，要想在竞争激励的市场中突围，唯一的办法便是高素材成片比。偶像养成类和选秀类节目的素材成片比可以达到100：1的惊人比例。也就是说，100个小时的原始素材只有1小时可以被剪进成片中。这种高素材成片比是保证节目有戏剧冲突的前提，有了戏剧冲突，节目才能够尽可能时间长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但是，这100个小时的素材的拍摄的前提是多部门协调一致不出差错。在现场的拍摄执行中，突发的意外状况导致拍摄延期甚至中断的情况不甚枚举。影视作为唯一一种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艺术形式，需要精细程度极高的工业流程作为其基础。但是，影视这一大范畴下，下属的小门类之间又互有壁垒，且不论电视剧与电影，就连导演与摄像，这两种专门性人才的专业要求都有着巨大差异。而中国的影视娱乐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并不是诞生在影视人才的优渥储备之上的，即使有大量的香港同行北上扶贫，也有业内大佬喊出中国缺三百个成熟导演的狠话。

实际情况中，中原某省的一村几近垄断了半个中国的灯光人才，这足以证明行业影视人才的缺失。人才缺失与资本的饱和流入，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主创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在细节的沟通与意外事故的处理之上。这不仅是专业性缺失的问题，也是人文素养的缺失的问题。长久以来传媒艺术院校的培养方案的核心并不是一整套的人文通识教育，而是带有极强功利色彩的职业教育。

这固然非常方便某些学校自称中国影视人才的摇篮，然而我们不得不要面临着专业人员们脾气罢录、迟到、事前准备不充分等等各色各样的拖延时间的问题，而这些小问题必然会积累成大问题。最终，一位明星倒在了片场，按照常理，摄像会认为这是他是在追求戏剧效果，剪辑想好了花字，导演想着他真聪明会自己加戏。在这一层花花绿绿、紫醉金迷的幻象中，唯有死亡才得以将他们拉回到现实中。

诚然，苛责从业者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放置于大的权力角力中，高的死亡有着其独特色时代背景。影视行业有“制片不可能三角”之说，“好、快、省”或“质量、效率、金钱”只能兼顾两个，又好又快必然要钱多，又快又省就别想着质量，又好又省那必然拍不快。而在近年来影视寒冬的大背景下，资方倾向于能拍出又好又快又要省钱的“我全都要”的节目团队。高以翔的死亡正是这么一种违反市场定律的逐利性的严重恶果。

高素材成片比决定了现场拍摄团队需要足够的素材以供后期剪辑，艺人的维持曝光率的需求决定艺人自己也要拼命拍摄养家糊口，电视台也需要现金奶牛养活体制内产出比相对较低的团队和维持公益性的项目。高以翔的悲剧正是这么一种“艺人—电视台——资本”三方角力的最终结果，我们想当然都会明白最后的胜利者是谁。从业者的猝死固然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艺人死亡后粉丝的炮火对准了电视台，唯有资本，稳坐钓鱼台，摘黄台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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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喵：251，社会治理与人民民主（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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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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